【核心提示】 浦江县中山中学坐落在美丽的浦阳江畔、官岩山麓,西临三江口湿地公园,南依杭金衢高速公路出口,东靠210省道。中山中学由浦江人陈肇英先生创办于1939年,宋庆龄曾两次为学校题写校名。建校以来,学校培养了《神笔马良》作者、儿童文学作家洪汛涛,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原副院长、“英语逆向教学法”创始人钟道隆,导弹专家吴锡挺,航天电子工业专家吴忠良,通讯专家张有光,国防科技专家芮元营,物理学家钟云霄,《画皮》编剧王郁生,作家陈士濂等一大批杰出校友。 中山中学创办于抗战时期的1939年。战乱年代,注定学校办学之艰难,两次因日寇进犯而被迫迁徙但仍执着办学的经历,尤值得后人铭记、赞叹、敬仰。笔者遍找史料,缘事追索,查寻真相,以此弘扬坚韧不拔的“力行”精神,追念孜孜兴教志学诸位先贤。 学校创办 1937年抗战爆发。目睹家乡教育落后的浦江人陈肇英(字雄夫),深为“当时浦江尚无中等学校”“学风壅闭,鲜有外出就读大学之子弟”忧虑。于是,陈肇英“本着救济失学青年,培植家乡子弟,使之就近入学”的宗旨,自筹资金,选址家乡古塘村西边的浦阳江边,规划校舍,鸠工督造,“特发起创办全日制中山中学”。工程建设、添置校具等均由在家的二哥陈肇裕负责。初始建设所需资金,90%由陈肇英在闽浙乡绅中筹募。 1939年1月,古塘创办中学一事呈报县政府审批。时任县长金平欧正倡议筹办“县立战时初级中学补习学校”(简称“战中”),故而以“县城尚无中学,乡村不宜先建”为由,暂不批准。无奈之下,二哥陈肇裕在陈肇英先行向省教育厅打过招呼的情况下,于大年三十骑马去金华批办。春节过后,上海大同大学毕业的、原上海君毅中学义乌分校校长、安吉人氏王恭寿先生又三上方岩(当时省教育厅所在地),办理建校相关手续。
宋庆龄题写的校名。 1939年2月,成立校董会,陈肇英自任董事长,学校命名为“浦江县私立普义初级中学”。聘请王恭寿先生为第一任校长。延聘教职员工12名,同时开展首届学生招生工作,报名、监考、阅卷、录取、公布等相关工作也相继完成。 1939年3月1日,学校开学,首届初中四个班226名新生入学。学校制订“谨身、节用、知耻、力行”的校训,所设课程与公立中学相同,有语文、数学、英语、史地、公民、博物(即动植物)、音乐、图画、体育、童子军、劳作。至初中二三年级,增加生理卫生、物理、化学、代数、几何、三角、农业等科目。1942年1月首届学生毕业后,开始招收高中新生。 后经当时的省教育厅批准,学校更名为“浦江县私立中山初级中学”,并请李宗仁先生题写“中山中学”校名。 第一次迁徙 1941年是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4月至5月,日本侵略军在浙江发动了“宁绍战役”(又称浙东战役),其作战目的是在浙江沿海封锁港口、掠夺物资,并企图实施全面占领。战役发生后,温州、临海、石浦等地先后沦陷,日军分多路进攻,浙东大部沦陷。4月16日,日军第二十二师团主力、第十五师团及第十一混成旅一部从杭州方向分三路进攻诸暨。5月11日攻陷诸暨,12日后又向南进犯,前锋推进至浦江县白马、嵩溪、旌坞、孝门桥一带。中山中学师生被迫迁徙。 枪炮日近,危在旦夕。为确保师生安全,学校作出向西部山区迁徙的决定。除自愿暂时回家的学生以外,留校师生员工撤至本县前吴以西约十里的小山村,准备在此组织学生临时上课。不久,战事再紧,只得又向后方转移,经建德到富春江,找到一渡口,于是乘船至衢州,辗转抵江山。原已打算去更安全的内地,但局势忽有好转。在各地守军的抵抗反击下,日军伤亡惨重,渐呈动摇之势。5月16日,日军开始撤退。 中山中学师生遂原路返回学校。由于当时是匆忙间撤离,只得将不便携带的图书、教学仪器等密封校内。返校时,只见校门洞开,校具荡然,图书狼藉,仪器粉碎,残留者不及十分之三,加上迁徙途中的衣物损失,造成了可谓是“伤筋动骨”的灾难。 学校动员各界人士捐钱捐物,克服重重困难,边添置教学设施边安排学生复课,并利用暑假时间补足所脱课程。学校还组织师生积极下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搭草台、点煤气灯,同学张玲玲的《流亡三部曲》独唱,声情并茂,无数观众感动落泪,演出效果特佳,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 第二次迁徙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美国对日宣战,制订了“东京轰炸计划”即“杜立特尔行动”:美国战机自太平洋大黄蜂号航母起飞,对日本实施大规模轰炸,并以浙江衢州机场为降落点。这一行动极大震惊和刺激了日本侵略者,也让他们下定决心要炸毁浙江沿海的衢州、丽水机场以及江西玉山机场,遂制订打通浙赣线作战计划,史称“浙赣战役”。 1942年5月,浙赣战役全面打响。15日夜,日军第15师团从萧山附近渡浦阳江,南下诸暨向浦江进发。 5月16日至17日,日军攻打诸暨,日机已多次在中山中学附近的上空盘旋投弹,不时有百姓被炸死之不幸消息传入校园,情况万分紧急。学校又作撤离准备,除将理化仪器设备、图书等物装箱埋藏校后山脚处外,还雇民工将学校存粮五十余石,运往建德的伊村、洋娥。又动员可以回家的浦江、义乌、东阳、永康等附近师生尽快回家。 5月18日,日军已抵诸暨牌头。下午三点,学校组织无法回家的60余位师生向西转移。而留下做最后一次检查、定于第二日出发的校长王恭寿及师友四人,竟于晚餐时遇敌机轰炸,险遭不测。“就在抓紧摒挡公务的最后一天,敌机竟悍然以我校为目标,低空轰炸,复加机枪扫射。于我俯身四周,子弹呼啸,铁片飞落。要没有那左前右后的咫尺间距,说不定我就已遭不幸了。就在同一时刻,匿伏在不远处的那位学校理发员之尊翁,竟呼号惨烈,鲜血殷红,惨然殒命。这便是我亲见亲闻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血证!”(王恭寿《1989校庆感言》)又据当时与王恭寿同在一起吃晚饭的老师回忆:“夜餐时,忽闻飞机盘旋有异,甫及校门,弹如雨下,轰声震耳,烟雾迷目,遂卧墙下。敌机去后,起视离身二尺之墙,弹痕累累,摸首视脚,幸然无恙。顾视桌上,饭菜犹存。同仁相睹,恍若隔世。”(汪思禹《浙东事变回忆》,作者时为校长室办事员兼校刊编辑)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山中学校门。 5月下旬,江南已近梅雨季节,60余师生冒着蒙蒙细雨,踏着泥泞,艰难前行,到晚上5点才到达前吴。 5月19日,清晨,东边炮声隆隆,不久又闻敌机扫射和炸弹爆炸声,全体师生赶紧挑起行装,匆匆行走在去建德伊村的路上。途中,从逃难群众口中得知,中山中学也着了炸弹。大家都为校长四人着急担心。随行的校长的两个孩子和女同学都急得哭了。直到晚上8点,终于和校长四人相会,才安下心来。当晚王恭寿和老师们就商量如何组织学生上午自学,下午上山捡柴火。 5月20日,消息传来,说浦江、义乌、东阳三县先后沦陷。于是,师生又向更纵深的山区洋娥乡出发。 六月初,发现洋娥乡四周也有日军活动。王恭寿和大家商量后,决定渡富春江过建德去安徽,找董事长陈肇英;或去安吉,那是王恭寿的家乡,熟人熟地,便于安置。但次日晨到达三都渡口时,忽然枪声大作,附近发现日军,只得又逃回原山沟小村暂避。不料竟幸遇从金兰战线苦战十余日而后撤的国军第63师。 随军迂回的日子,师生主动帮助部队的伤病员烘衣、喂饭、洗衣、洗绷带,大家都不嫌活累活脏,特别是带着浓重血腥味的绷带和衣服,反令师生唏嘘流泪。后来,部队奉命渡兰江突围,师长赵锡田问你们师生怎么办?当时,王恭寿要求只带30余位师生过江(经一周时间迂回转移,学生因家近或因有亲戚,一半学生已离队回家),他自己一家五口(还有爱人和三个孩子)则留在洋娥乡。他是怕孩子(最小的还抱在怀里)过不了江,因为没有渡船的话,只能上拉下踩着绳子过江。但在师长和全体师生的强烈要求下,王恭寿和爱人也同意共同突围。那时王恭寿夫妻俩已下了“万一孩子过不了江,就只有暂时托付给附近百姓抚养”的决心了。 之后师生们游跟随部队在缙云和云和边境群山之间行军,经松阳和遂昌边境,到达浙江省大后方——龙泉县。三天后,63师奉命开拔福建。全体师生和部队依依道别,又在当地报纸上刊登感谢信,感谢63师官兵在敌后抢救师生并突围至龙泉的义举。 离别63师前,王恭寿已为学生们向浙江省社会服务处求援,申请得到每日一斤米一元菜金的生活费。但也不能让学生长期住宿在流亡学生收容站,另外还有七八个教师和工友的生活和工作,这一切都得王恭寿操心安排。于是,王恭寿只身一人独行六十里到景宁,找到浙江省教育厅请示汇报。省教育厅当即同意将24位学生送往瑞安县大岙镇省办浙东第三临时中学入学,享受甲级助学金,可发给棉被、衣服等日用品。第二天,教师、工友工作也在王恭寿又去省社会处求援后得到妥善解决。 再次复学 1943年1月,浙西日寇业已退去,时局稍安,但金华仍被日寇占领。王恭寿虑及留在浦江、义乌、诸暨、东阳、建德一带的同学尚失学在家,为使他们能早日有继续学习的机会,就辞去社会服务处的工作,赶回建德,与原在建德的教务主任王廷光、事务主任包怡春等共同筹备复校事宜。但复校实施之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为解决经费困难,王恭寿把自己规划培养孩子的部分家产都用上了。“惟以复校之难,难于初创。只凳片砚,皆需现购。而经费来源,几濒断绝。原校基金,全陷陷区。故设备装修,因陋就简,对教职工之待遇,力绌心余,所持者惟埋头苦干而已。”(王恭寿1946年6月《中山中学校刊》)“三十二年(指1943年)回建德,觅校址,远避敌区而移设建北,假寺守作校舍,因经费之奇拙,履艰苦而不辞,竭尽心力,设法维持者三载,乃天不亡汉。”(杨企程《感言》原载 1946年6月《中山中学校刊》)
现在的中山中学校舍。 1943年2月,学校终于在建德北乡乾潭镇骑龙桥永庆寺复学。由于工作细致,复学时学生竟有208人,新生规模已超迁徙之前。1943年第二学期更达303人。期末,在省教育厅组织的毕业班抽考中,成绩名列前茅。由是学校名声大振,各地学生慕名纷纷前来就读,学生遍及全省30个县市,成为浙中名校。 1945年夏,因骑龙桥交通不便,学校又迁至建德城内邢衙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着手谋划回浦复校。 1945年9月,部分教职工先期回浦。招收秋季初一新生共三个班165人,而本部仍在建德。 1946年1月,在建德的师生全部迁回古塘。3月,学校恢复旧观。莘莘学子,济济一堂之盛景,重现官岩山麓,浦阳江畔。 1946年6月,学校编印复校纪念特刊《中山中学校刊》,刊名由董事长陈肇英题写。除刊出数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外,还刊登了后来经久传唱的校歌,歌词如下:官岩峨峨,汭水汤汤。山川秀美,唯我古塘。景濂文风,被于四方。中山遗教,灿若三光。学子莘莘,校舍堂堂。今古共研,中西并扬。如切如磋,以襄以匡。学成致用,邦国是强。 写在最后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抗战时期的中山中学,以“兴学作育若干青年”“百年树人”为目标,既融入抗战,宣传抗战,又为抗战救国培养人才。学校不仅设立战时特殊教育讲座,开展劝募、慰劳、代为出征军人家属割稻、车水等拥军活动,还创办民众夜校和墙报,组建抗战宣传剧团下乡巡演,鼓动民众坚壁抗日。战时的环境那么恶劣,条件那么艰苦,但师生的抗争精神、学习意志,却愈挫愈勇,始终昂扬。正是秉承这百折不挠、顽强兴学之精神,才有如今八十四载过后,蔚然壮观、欣欣向荣、卓然屹立在浦江东大门的中山中学。
来源: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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