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中朝两国人民一直友好相处，使臣往来频繁。当时，明朝向朝鲜输出绢、布、药材等物品，还特别允许朝鲜购买明朝严禁贩卖的硝黄、火药和牛角。朝鲜则向明朝称臣，朝鲜国王需要通过明朝天子册封，朝鲜向明朝进贡耕牛、马匹、纸张和苎布。政治上的友好关系和经济上的相互援助，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但这时的朝鲜宫廷，斗争异常激烈，屡次发生政变，国内武备松弛，统治者重文轻武，“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全国三百多郡县大多数没有城防。
万历十年(1582)，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同年,日本中部尾张国（今爱知县西北部）武士大头目织田信长被刺死，部下大将丰臣秀吉继续他的统一事业。丰臣秀吉以大阪城为根据地，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战争，初步结束了战国以来延续百年的分裂局面。丰臣秀吉是蒙元以后蔑视中国氛围熏陶出的一代枭雄，在日本天下未定，他还是织田信长的部下时就放言，“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后来他在大阪接见日本耶 稣会副管区长柯艾留时说：“如今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领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惟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羽柴秀长），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从他的话中就可以看出，丰臣秀吉人心不足蛇吞象,一直想征服东亚。加上他派遣很多武士间谍到中国调查，发现明朝国力衰弱，朝纲不振，是个一展宏图的机会。朝鲜是中国东边的屏障，在当时航海技术较差的情况下，丰臣秀吉要想侵略中国须借道朝鲜。1590年，他给朝鲜国王写信说：“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此要求当然被当时是大明帝国属国的朝鲜拒绝了。丰臣秀吉一不做二不休，在第二年把统领全日本的关白（摄政）官职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专事侵华的军务准备。兵备齐全后，他宣布迁都北京的准备令：“奉天皇于大唐（明）之京都（迁都北京），可于明后年幸，将京城（北京）附近之十国（县）可供圣上（天皇）御用”，“周围百国（县）吾儿（养子）领有”。他准备放弃日本本土，交由他人统治。自己专门在中华坐镇享福。不久他放言，将“乘日本船渡海，居守宁波府”，因为宁波府“近天竺”，以便“尊圣意，占领天竺”。 丰臣秀吉对战争的自信，来自于手下的精兵强将。此时日本刚结束国内战争，拥有大批在实战中锤炼出来的优秀将领和精锐士兵。武器装备方面，通过与荷兰的贸易和自行研发生产，各大领主主力部队已较大程度实现火器化，侵朝日军更是把火枪火炮作为主要装备。日本水军以整编后的海盗为骨干组建，作战经验丰富。侵朝日军共集结陆军一十五万人，水军七百余艘主力舰船，加上后备力量，总兵力达二十八万人左右。
万历二十年（1592），丰臣秀吉派兵入侵朝鲜，日军以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为先锋，于当年四月偷渡朝鲜海峡，从釜山、庆州、金海三路攻入朝鲜内陆，如风卷残云，一路攻陷王京（首尔）、开城、平壤，加藤清正进军到中朝边境图门江北岸，朝鲜几乎全部陷落。“于是，秀吉进驻朝鲜王京，行长占平壤，清正驻安边，倭军沿途屯兵，互为联络，其意实为犯辽东而直下北京。”朝鲜国王李昖狼狈逃到中朝边境的义州，遣使向明朝告急，要求出兵援助。
中国平常视日本为倭岛小国，这时大军汹汹，属国被占，边庭告危，主战主和，争持不下，朝廷犹豫不决，直到很久没上朝的万历皇帝意识到唇亡齿寒“无贻他日疆患”，才拍板“宜速救援”。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明朝政府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增派4万余东征御倭援朝兵力。李如松从宁夏平定哱拜之乱胜利归辽后，尚不及休息即率领辽东铁骑、戚家军等大明最精锐的军队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万历二十一年初明军兵临平壤城下。守平壤城的是由小西行长指挥的日军18000人（日第一军及第二军部分兵力），加上投靠日军的朝鲜伪军5000人，共23000余人。平壤城易守难攻，东有大同、长庆二门，南有芦门、含毯二门，西有普通、七星二门，北有密台门和地形险要的牡丹峰。李如松的部署如下：蓟镇游击吴惟忠率领义乌兵当先，辽东副总兵查大受率领骑兵居后，攻击北部要塞牡丹峰；中军杨元、右军张世爵领兵进攻城西七星门；左军李如柏、参将李芳春领兵进攻城西普通门；祖承训率领明军乔装为朝鲜军麻痹日军，力攻城南芦门；主帅李如松督阵。明军主力将进攻平壤的南、西、北三个方向，东面给日军留出退军路线。经过一番周密部署，平壤攻城战开始。明军投入佛朗机炮、虎蹲炮、灭虏炮等等火炮数百门，倭军首次领教了明军火炮的威力。朝鲜史料纪载：“在距城5里许，诸炮一时齐发，声如天动，俄而花光烛天”，“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之炮如天崩地裂，犯之无不焦烂……”。日军战斗力也很强，装备大量射程远的火枪（射程为一百五十步至二百步），阻击明军攻城。战斗非常激烈，神机营参将骆尚志冒险登城，腹部被滚石打伤，仍然屹立不动。六十多岁的游击将军吴惟忠率领戚家军攻打平壤地势险峻的牡丹峰，胸部中弹洞穿，犹奋呼督战不已。左军指挥官李如柏的头盔中弹，提督李如松的坐骑被流弹击毙，都置之不顾，冲锋陷阵，愈战愈勇。祖承训率领的明军率先突破防守薄弱的城南芦门，接着含毯门、普通门、七星门、牡丹峰也相继被明军攻占。小西行长看大势已去，乘夜自东南方向突围，渡过大同江向王京退却。沿途早有李如松部署的李宁和查大受伏兵等候，一阵掩杀，又击毙数百日军。明军取得了平壤大捷，共毙伤俘日军1万余人。此战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的战局。至四月下旬，在中朝军民英勇打击下，日军退据釜山、东莱等沿海地域，回到了一年前的登陆地点，大部分日军渡海回国。至此，御倭援朝战争第一阶段结束，日军惨败而归。
丰臣秀吉不甘心失败，假意与明朝议和，以诱使明朝撤兵，这时，明朝内部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风，遂与日本和谈罢兵。和谈从万历二十一年九月起，拖延了三年。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被明朝断然拒绝，和议最后破裂。
丰臣秀吉并不甘心，经过四年休养生息，一五九七年二月，日军再次集结十四万陆军和二点四万水军入侵朝鲜，占领海军要塞和南部各地。战争初期，由于兵力不足和指挥失误，援朝明军接连失利。但日军士气也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日渐衰落。万历二十六年五月，丰臣秀吉眼见军无斗志，且钱粮消耗过大，只得默许撤军。至八月，原本在朝的一十四万日军只剩六万。
明朝此时则开始大量加派军队入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明朝再次派兵增援朝鲜。以邢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大将军”，杨镐为经略，率领杨元、刘铤、吴惟忠等人的部队渡过鸭绿江南下，分兵三路，合力应战，迫使日军退守朝鲜半岛的南端岛山。力求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朝鲜问题。万历二十六年七月，在朝明军人数已达七万，明军在朝鲜长期处于兵力劣势的局面终于得到扭转。至九月，明军在朝兵力已达到一十四点二万，对日军形成压倒性优势。到后来，明军主要受困于粮饷问题，朝鲜当时战乱，导致本来不发达的农业更没什么粮食，明军只能从国内运往，千里迢迢，后勤保障无法跟上，战争就僵持下来。此时，日军处境更艰难的是，由于海上交通线被明军水师封锁，在朝日军得不到海路运来的补给，饥寒交迫。日军在沿海分布三处，战线长达千余里，士兵疲于奔命，士气低落，日军与明军交战往往“举阵惊骇奔散”。
日本国内普遍对丰臣秀吉怨声载道，万历二十六年八月，丰臣秀吉在满腔懊丧中病死于伏见城。临终前忽又张目嘱咐左右：“勿使我十万兵为海外鬼”，言毕而死。日本人怕军心丧乱，对丰臣秀吉的死讯秘而不发。他逝世仅九天，五大家老一致决定从朝鲜撤军。九月一十五日，五大家老决定向明廷提出和议要求，试图为驻朝日军赢得撤退时间。九月二十八日，五大家老向在朝鲜的日军发出总撤退令。当撤退命令下达后，小西行长几次组织小规模撤退，均被中朝联军水师挫败。从日军的行动中，中朝联军水师提督陈璘和李舜臣敏锐地判断出：这是日军总撤退的信号。联军决定将计就计，在露梁海峡地区组织一场围点打援的战役，彻底歼灭日本水军，断绝残余日军的最后退路。联军故意放弃对十一月十八日回国的加藤清正军团的拦截以麻痹敌人，将全部水师兵力集中到顺天附近海域，由老将邓子龙率明朝水师一部埋伏在露梁海以北，切断日军退路;由李舜臣率朝鲜水师埋伏于露梁海以南的观音浦;陈璘则率明朝水师主力埋伏在昆阳竹岛，计划用三支舰队将前来救援小西行长的岛津舰队包围歼灭。十九日凌晨，岛津舰队刚驶出露梁海峡即落入联军包围。岛津舰队一面使用火炮和火枪还击，一面继续前进。战至天明，岛津舰队被联军舰队逼入观音浦，出口已被联军封死。为打开突围航道，岛津义弘指挥舰队反复向港外发起冲击，联军水师与岛津舰队陷入混战。在狭小的港湾里，火枪火炮已施展不开，双方水兵互相跳帮，展开惨烈的白刃战。七十高龄的邓子龙率领亲兵不停冲向被围困的朝鲜战船，跳上甲板杀散船上的日本水兵，救出多艘朝鲜战船。日军战船随后集中火力轰击邓子龙坐舰，并组织舰船抵近用火枪齐射，邓子龙胸前中弹，当即阵亡。
邓子龙战死后，岛津舰队也已损失过半。岛津义弘决定集合残余的二百余艘战船向港外发起最后一次冲击。李舜臣看出岛津义弘的意图，率领朝鲜水师迎着岛津舰队的航线冲了上去。激战中，一发流弹击中李舜臣。弥留之际，李舜臣叮嘱左右暂时不要公布自己的死讯，以免影响士气，不久便溘然长逝。李舜臣的阻击为中朝水师赢得了重新组织的时间，在陈璘的带领下，明军水师对岛津舰队展开追歼。战斗一直打到当日正午，岛津舰队几乎全军覆没，除岛津义弘率50艘战船突出重围外，其余450艘战船全部被击沉，日军阵亡一万余人，史称露梁大捷。岛津义弘之后率残部逃至釜山，搭上回国的最后一班船。
壬辰战争的失败，相当长时间内打消日本向大海那一边扩张的野心。丰臣秀吉虽然部分达到了削弱其他领主的目的，自己的嫡系却也同样损失惨重。他死后，在战争中最大限度保存实力的德川家康轻而易举地扫平其他诸侯，建立起幕府。在1853年美国佩里准将的黑船叩关之前，德川幕府一直实施闭关锁国政策，无论是无组织的倭寇还是有组织的日本水军，再也没有敢向中国沿海发动大规模入侵。整个东亚地区保持了两百多年的相对和平状态。朝鲜国王则尊奉明朝为母国，等于帮其复国了。
这时期，中日综合国力对比，分三个方面来谈。
经济方面。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十年（1582），一代名臣张居正在任内阁首辅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推行万历新政，扭转了明朝颓势。当时，户部管辖太仓收入，从嘉靖、隆庆年间每年二百万两白银，到万历初期激增至三百万两至四百万两之间。京师仓库贮存的粮食也增加了三倍。当时，明朝GDP占全球四分之一多。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口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值一亿六千二百万左右，这个纪录直至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即清朝康熙王朝后期）才被刷新，人口高峰的出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兴旺（但人均GDP未能提高，平富差距增大）。
作为一个戚家军义乌兵故里的后人，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当时义乌的人口状况。据《万历·义乌县志》卷六《户口》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有人户28972，人口143932；永乐元年人户31636，人口126486；永乐十年人户32514，人口103843；永乐二十年人户29493，人口91186；宣德七年人户22371，人口64818；正统七年人户22275，人口64818；景泰三年人户21984，人口64694；天顺六年人户21462，人口64186；成化八年人户21034，人口63499；嘉靖元年人户15070，人口70461；万历十九年人户15610，人口71494。
以上所载的数据有一个特点是，从洪武二十四年至成化八年，每次统计的人口数不断减少。从明代初期到中期，义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也没有重大的灾害，但是人口不断减少，而且减少一半之多是难以理解的，其实际原因主要是为了逃避赋税。为了减轻负担，会促使地方官在上报中隐瞒人口（真实人口应在12万以上），从而减少需要负担差役的丁额。但这个现象到了嘉靖以后出现反转，嘉靖以后，义乌户数明显减少，人口数却不减反升。其实际原因是，此时的义乌人民弃农而从事他业，乃至远走他乡的热情不断高涨，特别是明廷不断到义乌募兵，导致大量人口外流，出现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局面，此时的义乌人口数因没有隐瞒的必要了，所以基本上是真实的。
自嘉靖以来，戚继光到义乌招兵抗倭，义乌农民踊跃应募，在东南沿海抗倭，守卫边塞，抗倭援朝作战中英勇顽强，建立了赫赫战功，义乌人在明代后期从军者数以万计。据义乌地方官的报告，嘉靖以来，义乌兵在边陲和福建、广东沿海者多达万数之众，而倭寇平定之后，生还者“十无二三”。万历年间，由于战事仍频，明廷又不断到义乌募兵，前后应募者又达五六千人。然而，对于地方官而言，大量青壮农民从军，使义乌的劳动力锐减，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也影响国家赋税的完成。
所以说，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口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值，而义乌的人口却下降至最低，主要原因是嘉靖以来有数万之众前去从军，生还者不过十分之二三，使义乌的劳动力锐减，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义乌人勇敢善战，彰显了义乌为大明做出的巨大奉献。
经过十年的积累，万历年间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期，为万历二十年前后进行的“万历三大征”（即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平定播洲杨应龙之乱、东征御倭援朝）创造了物质条件，然而也正是由于这几场大战，将明朝的财政积蓄消耗了大半。御倭援朝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因为战场朝鲜损失惨重，朝鲜人家庭劳动力有的被虐杀，有的被俘，有的被绑架到日本做苦力，此外还被日军掠夺了很多粮食、物资、文物等等，援朝明军的粮食、物资、军火都得靠国内运过去，甚至还要支援朝鲜，所以，明朝的财政积蓄消耗甚多，仅用于援朝的军饷支出就约二千四百万两白银，尚不包括马匹、机械、火药等费用。按当时比价，每一个中国人要摊到一石米的负担。国力消耗巨大，国库空虚，时文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时朝鲜方用兵，国用大匮。是年三月，乾清、坤宁二宫火灾，欲营建二宫，因财乏而不能办。”穷得连皇宫失火都修不起了。
当时，日本人口一千八百万左右，经济总量不到大明的十分之一。日本长期以来诸侯各据一方，内战频发，封建社会集权水平比较低，不能很好地整合国家资源，更是因为国家资源匮乏，对外贸易不兴，经济水平一直不高。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经济经过明治维新后突飞猛进的发展，GDP也只有当时清朝的四分之一。
政治方面。万历二十年以后，官场中党派林立，门户之见日甚一日，阁臣们个个心怀鬼胎，互相倾轧不遗余力，一直持续至明朝灭亡之时（1644年）。吏科给事中张延登向神宗上疏剖析党争时指出：“（官员）纷然攻击，形于章疏揭牍者，不曰苏脉、浙脉，则秦党、淮党，种种名色，难以尽述。而目前最水火者，则疑东林与护东林两面言耳。”然而，更严重的是此时神宗开始怠于临朝，除内阁大臣很难见到他，奏疏大多有去无回。明朝中兴的局面渐趋消失。明朝在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以后,一直不曾好过。外患严重，内乱重重。这些内乱，总而言之，是昏君奸臣与贪官污吏所逼出来的。更可怕的是东北的努尔哈赤乘此大好时机已经崛起，于万历十一年取图伦城，十六年取完颜部，十七年取鸭绿江部，二十一年取长白山部，二十七年取哈达部，至四十四建国称汗……
在日本，因为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向各大名要补充兵员和粮响的数量逐步升级，造成日本国力衰微，民众负担惨重，以至于最后九州的岛津氏领内家臣们都造反了。丰臣秀吉死后，丰臣秀吉阵营树倒猢狲散，曾信誓旦旦要辅佐丰臣秀赖的“五大老”“五奉行”互相对立，都抛弃了丰臣秀赖而去，丰臣秀吉原来的得力臂膀，“五大老”的首席德川家康最后彻底消灭了丰臣秀吉的残余势力。丰臣秀吉的众多妻妾包括正妻“北政所”在内，也都抛弃了丰臣秀赖和淀君，离开了大坂城。丰臣秀吉遗下的孤儿寡母最后也在德川氏的逼迫下，双双自杀身亡。这就是侵略者的下场。自德川家康建立起幕府至1853年美国佩里准将的黑船叩关之前，德川幕府一直实施闭关锁国政策，无论是无组织的倭寇还是有组织的日本水军，再也没有敢向中国沿海发动大规模入侵。整个东亚地区保持了两百多年的相对和平状态。
军事方面。当时明朝拥有一百多万军队。明朝前期的军队建制是卫下辖千户所，在正规军的394个卫所中，有65个守御千户所是独立建制不受卫的约束，通常情况下一卫统辖五个所，兵员5600人，总兵力 220万左右，扣除锦衣卫等等不上战场的，编制不到200万人。嘉靖以后正规军数量已经大大萎缩了，明末的时候，守关军队在30至50万，内地驻军在90万左右。一方面，明朝将领的军事思想比较先进，已敏感地预见到了热兵器在战争中将要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十分重视热兵器的研发工作。1524年在北京铸造出佛朗机炮，1553年造出铜火铳（滑膛式），1558年造出中国第一批火绳枪一万支，1580年戚继光发明“自犯钢轮火”（类似地雷），1598年赵士祯呈《神器谱》，记载铳器及使用方法。东征御倭援朝作战时，明朝军队给同样装备了大量热兵器的日本军队狠狠上了一课。明军攻克平壤城正是靠着火炮的威力，采取先炮击然后攻城，故意让出一个城门让敌军逃跑，悍勇的骑兵再一路追杀的战法，大破日军。日军的援军来救，远远听到明军的火炮声被吓跑了。另一方面，参加东征御倭援朝的军队基本上是明朝最精锐的部队，如辽东铁骑、戚家军义乌兵等。就是这样的军队也存在南军和北军不和，军纪涣散，虚报战功，贪污军饷，甚至互相残杀等等问题。所以说，当时明朝拥有一百多万军队，人数虽众，但整体战斗力比明朝初期已经大大下降，根本原因，是明朝中后期昏君奸臣与贪官污吏当道，社会风气腐化堕落所致，军队只知道为自己的功名利禄打仗，没有崇高的理想信念。
日本从1192年以来，一直是武家政治，这给日本遗下了深远的“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祸根。日本军队经历长期内战，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强。在亚洲，是仅次于大明帝国的第二军事强国。装备方面，当时，日本军队的装备已经十分先进。战国时期，为打赢对手他们纷纷进口先进武器，到战国后期，日本已拥有大规模的火枪部队，火枪数量已经达到30余万只，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战术方面，日军也有相当的进步。1575年，日本武士大头目织田信长发明了 “三段击” 战术。日军火枪虽然略优于明军火铳，但日军没有明军威力强大的火炮。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比较，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一、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部不团结，没有远大抱负，坚定的理想信念，空谈误国，就会被那么些虎视眈眈的侵略者钻空子。
二、强国必须强军。在国家发展中，富国与强军历来是一对“孪生兄弟”，从世界发展史来看，强国必须强军更是一条铁律。落后就要挨打，国富军弱同样也要挨打。军队有实力，国家才有底气。明朝东征御倭援朝时的国力远胜于日本，但丰臣秀吉仍敢挑起妄图吞并朝鲜征服中国的侵略战争，如果没有明朝将领先进军事思想，没有强大的武器装备，没有像李如松那样智勇双全的将帅，没有像戚家军义乌兵这样英勇顽强的战士，恐怕很难打败侵略者。
——原创作者丁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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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0-19 15: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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