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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庸遭遇细菌战
“我同班好友毛良楷，突然间染上了鼠疫。他是江山人。深夜两点多钟，他在床上呻吟起来，那时候，人人都知道鼠疫的症状，立刻全校震动。我们的老师姜子横先生花了两个多月的薪水，才雇到两个乡民，用担架抬着毛君送到他老家去。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提着灯笼，和姜老师跟在担架后面护送，心中也不知难过多还是害怕更多。”
---这段文字节选自金庸先生《谈彷徨与抉择》
浙江是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重灾区，而金华、衢州又是浙江的重灾区。
1937年11月，日寇在杭州湾登陆。危难之际，金庸就读于浙江省立嘉兴初级中学。在校长张印通的带领下，他和老师同学一起踏上了艰难的流亡之路。当时金庸才十二三岁，每天要步行七八十里，风餐露宿，走不动了，就唱支歌……
1940年7月，金庸和老师同学经松阳、遂昌、龙游，一路辗转至衢州中学，不料遭遇了侵华日军的细菌战。
同班同学毛良楷不幸染上鼠疫，当其他人都避之不及，唯有作为班长的金庸与班主任姜老师挺身而出，在黑夜中跟在担架的后面，护送毛良楷到衢江上的隔离船上，直至江边与毛良楷垂泪永别。
毛良楷同学本是体育健将，不幸染上鼠疫，没多久，就去世了。嗣后，金庸与老师、同学互泼热水，以防传染鼠疫和跳蚤。
多年后，金庸先生回忆道：“战争期间，唯一自觉有点勇敢的事就只这么一件。”
2. 金庸赞王选
2002年，王选当选为央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那一年，出任“感动中国”的评委有金庸、余秋雨、敬一丹、白岩松、水均益等知名人士。
看了王选的事迹材料后，金庸点评道：“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由50岁的老妪来做？”
王选透露那年她正好50岁，.她心想：“老妪？我有这么老吗？哦，在金庸先生眼里，我原来已经是老太婆了。”
这是“侠之大者”对王选女士的最大褒奖。
3.王选赞童增
童增是我国发起对日索赔诉讼第一人, 曾连续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王选女士称童增为“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把索赔的火种播向了全国。”
4.王选读名著
“我不看武侠，也许看了会喜欢。”王选说。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横批《越女剑》，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尽人皆知。有意思的是，一心致力于细菌战跨国诉讼和调查研究的王选却从未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但是别以为王选一心只读“细菌战”，年轻时候的她也是一名妥妥的文学青年，“欧美经典文学，希腊文学名著，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等俄罗斯著名作家的作品，我全读过。”
5.一漱先生
“我是倭寇！”有一次，《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作者
张纯如认识了
一濑敬一郎，他张口就说：“我是倭寇！”张纯如大吃一惊：“这位日本人有没有毛病？”知道实情后，张纯如很郑重地对一濑说：“您是拯救倭寇灵魂的英雄！”
30年来，一濑敬一郎始终在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免费帮二战中受害的中国人打官司，状告日本政府！
一个日本人，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一家14口，一夜之间死了12个，侥幸活下来的2个，一辈子痛苦不堪！
”1995年，47岁的一濑第一次来到中国，一群日军731部队细菌战的受害者、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道崇山村村民，向一濑讲述了自己当年的悲惨遭遇。
其中一位老人的哭诉让一濑大感震惊：居然有这样残忍的事情？！
他父亲一濑弥助，二战期间也参加过侵华战争。回国后却从不肯多谈自己在中国的经历。
读高中时，一濑常与父亲争吵，让他承认自己在中国杀过人、犯过罪，而父亲总是表情木讷地离开房间。
一濑隐约知道：父亲在中国一定干了很多坏事。但他从不知道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了那么多、那么惨无人道的罪行。
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的哭诉，让他深受震撼。从那一刻起，一濑下定决心：帮中国受害者讨回公道！
同年12月，一濑前往浙江当地的村子搜集细菌战的证据。
“日本律师难道会为了帮我们维权，跟自己的国家作对吗？
”当地村民对他充满敌意和怀疑，有位老太太甚至指着一濑和翻译的鼻子大骂：“鬼子又来做坏事了，滚出去，不然把你们打出去！
”一濑理解老百姓的恨意和仇意，他在村干部的帮助下，挨家挨户调查走访，渐渐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
1997年，经过一濑和中国团队近两年的努力下，108名细菌战受害者正式在日本东京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
此后的10年间，案件经历“开庭、败诉、申诉”的反复循环，一濑往返于中国与日本之间，不停寻找新证据，并提交给法院。
2003年，“重庆大轰炸”中的部分受害者找到一濑，请他作代理律师。面对老人们的请求，一濑接下了这个案子。
从2005年到2015年的10年间，他先后50多次从日本飞赴重庆、四川等地，向大轰炸中的受害者调研取证。
他和志同道合的同行一起，自费赴中国考察，承担中国证人赴日参加诉讼的不菲花销，一次次将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恶推到世界眼前。
四川某地村民在重建房屋时，挖出了一枚日军轰炸时留下的哑弹，一濑得知后，比所有人都要激动。他把这枚哑弹作为重要物证，在法庭上做展示。
哑弹虽然无言，却是如山铁证。日本法庭不得不承认：这是日军轰炸的“原始证据”。
尽管证据确凿，一濑代理的这些案子仍然全部以失败告终。法庭给出的理由是：无论是细菌战还是大轰炸，都属于国家战时行为，法律没有赋予被害人个人直接向加害国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力！
”虽然“败诉”，但一濑和原告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日本政府首次对日军在浙江等地使用鼠疫菌、霍乱菌发动细菌战的事实予以认定，同时也对轰炸重庆的事实予以认定，这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这样的败诉，虽败犹荣！这样的败诉，也是一种胜诉！
在他看来，帮助中国受害者站上日本法庭，控诉日军的暴行，堂堂正正地要求道歉和赔偿，是值得花费任何代价去做的事情。
在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鄂西会战厂窖惨案等一系列诉讼案中，都有他活跃的身影。
诉讼时，有些中国原告一年的收入还不够买一张去东京的单程机票，一濑付钱买机票；无论到中国调查、还是在东京上诉所有的费用，都是一濑自掏腰包，费用累计超过120万人民币。
一濑对中国的友善和正义之举，遭到部分右翼分子的骚扰甚至威胁。
有日本同行污蔑他“拿了中国很多好处”，有人骂他“卖国贼”和“中国人的狗腿子”，但他从未动摇、从未退缩！
一濑牺牲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完全可以用来接手能赚很多钱的民商案，但在一濑看来，实现正义的使命感，比金钱要珍贵得多。
如今，一濑敬一郎已经74岁，每天仍奔波忙碌。他的所作所为得到中国网友的好评：网友灿若夏花说：这才是真正愿意促进中日友好，真正和中国人一起珍惜和平的日本人，这才是值得中国人尊重的日本人！
辛苦了一濑先生！一濑是个有良知的人，也是个明白人。
愿一濑这样有良知的日本人多起来，愿我们国内有良知有能力的人行动起来，帮助幸存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慰安妇制度等受害者讨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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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4-4 10: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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