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妈妈叫金彩菊,1939年出生于江东街道下朱村。是外公家的次女。外公是位开明的革命者,坚持让三个孩子都读书。妈妈因此成了村里少有的识字姑娘,后来当过老师,也做过赤脚医生。
嫁人后,乡里曾请她去政府工作,但奶奶不许。于是,她收起抱负,安心持家。可那根针,却一直没放下。
村里人眼睛不舒服,总来找她。她捏着针,在眼袋上轻轻扎几下,不流血,也不疼,但就是管用。院子边上的邻居后来去了东北,可每次回乡,必定登门,笑着说:“金姐,再帮我扎两针!”
有人劝她:“去城里开个店吧,这手艺能挣钱。”可她摇摇头——我们兄妹还小,她舍不得。
她给人扎针,从不收钱,还端茶倒水。后来,医学发达了,找她的人渐渐少了。2005年,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颤巍巍地敲门,成了我记忆里最后一个求医的人。
我们家的院子,住着好几户人家。邻里难免争执,可妈妈从没和人红过脸。
她总说:“好好说话,比什么都强。”我们犯错,她从不打骂,而是轻声讲道理。她的温和,像那根金针,不锋利,却能化解最顽固的“淤堵”。
她身体一直不好,年轻时得过肺结核,可只要有人需要,她就会拿起针。那双手,既能熬药煮汤,也能捏着细针,在别人的眼睑上精准落下。妈妈的知书达理和乐于助人深深地影响了我。
2009年深秋,妈妈走了,71岁。
我曾想,等日子好了,一定带她坐飞机去北京。可她没等到。
如今,每当我路过机场,总会想:如果当年……
可人生哪有如果?
妈妈走后,我常梦见她。梦里,她还是坐在老屋的矮凳上,捏着那根针,在晨光里微微发亮。
(妈妈,我们一定会照顾好爸爸。愿你在天上,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