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凌晨，从弥敦道地铁站出来时，我撞见一位阿姨。她

冀辰

昨天凌晨，从弥敦道地铁站出来时，我撞见一位阿姨。她拎着好几袋沉甸甸的东西，布袋子磨得又脏又破，边角豁着洞，乍看像街头流浪者。个子约莫一米五，瘦弱的身子佝偻着，脊背微微驼着，就那么坐在路边，短发全白了，白得通透，稀稀疏疏贴在头皮上，风一吹就轻轻飘。 我回头看了她两次，终究走过去搭话。一聊就近两小时，她的粤语我只能听懂一半，却始终耐心听着。她1946年生，7岁时跟着父母举家从绍兴迁来香港，家里共有六个兄弟姊妹，一家人大大小小挤在这边落脚。如今家乡早没了牵挂——老屋拆了，亲人散了，连回去的念头都没有，更从未回去过。可谁能想到，这位看着朴素的阿姨，在尖沙咀有三套房子，800多尺、700多尺、400多尺各一套，高峰时总值过亿。 她的皮肤细细白白，皱纹细密得像熨过的纹路，想来年轻时定是个大美女，身材也该是挺拔的；手指细细白白，只是皮肉松了，时不时往上提溜、拎紧布袋，袋口便露出里面几大瓶矿泉水。我心里直犯嘀咕：身价过亿的人，怎么会自己拎着这么多重物？连大瓶矿泉水都要拎好几瓶，实在想不通。她眼睛很有神，看东西总微微眯着，说是花了；牙齿没了，说话有点跑风，表达欲却格外强。讲起孩子，语气里满是无奈：花钱大手大脚不事生产，生病时想叫人送医都难。同龄人多半不在了，身边连个真朋友都没有，“真朋友太难求”，说这话时，眼里的迷茫藏不住。79岁的她，年轻时是护士，英文说得不错，如今却守着破布袋，在凌晨两点的街头歇脚。 看着她，心里堵得慌。坐拥千万房产，抵不过孤独；一辈子攒下的家业，换不来一句贴心话。生儿防老成了泡影，人老了，终究是自己陪自己。她一辈子节俭，却在凌晨的街头，对着一个陌生人数说半生——难道攒下的所有，就是为了等这样一个时刻，让陌生人听自己说两小时话？这份孤独，像布袋里的矿泉水一样，沉甸甸压在心头。她身上那股六七十年代中国人的节俭劲儿，在香港这地方显得格外突出，好像一辈子都在攒，却不知道攒来的砖瓦，终究挡不住凌晨的风。 离开时回头望了好几次，突然生出些反思。在国内时不觉得，到了香港、新加坡这类多用英文的地方，才发现交流、生活总有些吃力。那些英文标识、英文环境，像一层无形的隔膜，让人难真正触碰到当地的文化底色和灵魂。就像我和这位阿姨，虽同处一地，却因认知、经历的差异，隔着一层说不清楚的距离。 这位阿姨怀着财富却过成这样，让我忍不住想：人这一辈子，到底要攒下多少东西才算够？是为了给不常联系的孩子留份家产，还是为了在某个凌晨的街头，能有个人听自己说两小时话？生儿育女若换不来陪伴，攒下金山又填不满孤独，那我们究竟该以怎样的姿态走过这趟人生？是守着传统里的安稳，还是该更尽兴地去体验、去联结？ 于是打定主意，要去学英文，学乐器，学一切热爱的东西。不为别的，就为了打破那些无形的隔膜，去触摸更多元的文化，去理解更多人的灵魂。毕竟，人生的价值从不是守着多少砖瓦，而是能在多少个“凌晨的街头”，与这个世界好好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