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安平文章 | 陈应榑先烈事迹追踪记（十一）

安平|与幸福同行

1930年，义乌县爆发的农民暴动，并非孤立的地方性抗争，而是中国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 年）全国农民武装斗争浪潮里的一朵浪花。它既呼应着八七会议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全国性战略方针，又浓缩了浙中地区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坚韧与智慧；既与湘赣边秋收起义、海陆丰起义（后建立全国首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等标志性事件同频共振，又通过“红旗插在开门塘”这一具体而微的革命符号，为陈应榑先烈的革命轨迹镌刻下独特的历史足迹。

一、全国脉络：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暴动的时代逻辑

1927年，中国革命迎来生死攸关的转折点。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分共，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党反动派以“清党”“分共”为名，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展开血腥屠杀，大革命由此陷入低潮。在这历史的至暗时刻，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犹如一盏明灯，彻底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明确了“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为陷入迷茫的革命者指明了方向，以武装斗争夺回被压迫的权益。

这场暴动浪潮的背后，是多重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封建土地制度下，地主阶级占据70% - 80% 的土地，贫农、雇农仅能耕种剩余的20%-30%，高额地租（通常占收成的50%-70%）与苛捐杂税如同沉重的枷锁，压得农民喘不过气；国民党反动统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其“清党”行动不仅镇压革命，更通过征收高额田赋进一步剥削民众；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引领，八七会议后提出的“打土豪、分田地”，则如黑暗中的火炬，直接触及农民最根本的利益诉求，点燃了他们心中的革命火种。从湘赣边秋收起义（1927年9月，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到湘南起义（1928年1月，发动万余工农武装），从北方玉田暴动（1927年10月，河北玉田农民攻占县城）到陕北清涧起义（1927年10月，武装斗争的开端），再到海陆丰起义（1927 年9-10月，后建立全国首个县级苏维埃）与琼崖起义（1927年9月，海南革命的星星之火），尽管多数暴动因敌强我弱、缺乏统一指挥而暂时受挫，但它们共同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赢得了农民的衷心支持，为革命的最终胜利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二、浙中地区的韧性：义乌暴动的独特抗争

当全国农民暴动的烽火燃遍大地时，义乌作为浙中革命重镇，其农民运动既有与全国浪潮的同频共振，又展现出独特的地域韧性。于宅村老人记忆中的“红旗插在开门塘”，正是这一时期浙中革命者隐蔽斗争的生动缩影。

义乌周边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红旗”“革命”等符号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深深烙印在村民的日常认知中，甚至影响着家族对“危险与信仰”的价值权衡。于宅村的“开门塘”，作为村口的标志性地点，其特殊的地理属性为革命者提供了天然的联络与动员空间，这里既是城郊古道的交汇处，也是村民日常劳作的公共区域，更成为地下党传递情报、组织群众的理想场所。

1、“开门塘红旗”：隐蔽中的政治宣言

“红旗插在开门塘”这一口述线索，经文高舅舅、荣才小娘舅等亲属的回忆，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据他们讲述，插红旗的行动并非公开张扬，而是选择在夜间秘密进行：“插红旗是晚上秘密行动”，这一细节修正了此前“公开身份”的简单推测，更符合白色恐怖下地下工作的逻辑。在国民党清剿队视红旗为“异动”、发现即展开搜捕与屠杀的严峻形势下，革命者依然选择以这种方式传递信念，那飘扬在夜色中的红旗，既是向群众传递“共产党人在，革命要进行到底”的无声宣言，也是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革命火种。它以最小的风险，传递了最大的信念力量，如同黑暗中的灯塔，指引着周边村民坚守革命的希望。

2、牺牲的连锁反应：叛徒与白色恐怖的绞杀

与“红旗”事件紧密关联的，是“陈土成（应字辈）”的惨烈结局。大娘舅陈景惠在《香山铁人传》中明确记载：“二爷爷被杀害，头颅被悬挂在国民党县政府大楼上示众！是叛徒姚鹤亭出卖党组织引发的！”这一悲剧与义乌党史中“姚鹤亭叛变致党组织重创”的记载完全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宗谱中虽无“陈应號”的直接记录，但结合于宅村老人的口述（“陈应號就是陈土成”）及方言发音的近似性（“应號”与“陈土成”在义乌方言中发音相近），进一步指向陈应榑（或关联党员“陈土仁”）参与此次暴动的可能性。

三、个体叙事：陈应榑的 “微观抗争”

陈应榑的故事，是1930年义乌暴动中普通党员 “微观抗争”的鲜活样本。他的经历不仅是一个个体的革命轨迹，更折射出基层革命者的生存智慧与信仰坚守。

1、职业掩护：日常中的革命策略

“厨师”这一身份，绝非偶然的选择。以职业为掩护，在高频接触邻里的过程中降低暴露风险，同时实现高效的组织联络，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这种身份让陈应榑得以在于宅村与周边村落间自由往来，将革命口号、动员计划藏在一句句家常话里，或是通过宴席上的细节向可靠的乡亲传递暗号。这种“日常中的革命”，让陈应榑能够自然融入群众生活。

2、牺牲的悲壮：微小行动的代价

作为“开门塘红旗”行动的可能参与者，陈应榑最终因叛徒出卖与党组织同遭厄运的结局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对敌人的震慑与对后人的警示。在白色恐怖下，即便是插旗、暗号这样的“微小行动”，也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而这些英勇牺牲，恰恰证明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无数基层党员在绝境中的坚守。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红旗，他们的生命铸就了信念的丰碑，正如那夜插在开门塘的红旗，虽可能被黑暗暂时遮蔽，却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

1930年义乌暴动中的“红旗”与“献身”，是陈应榑及其同辈革命者留给历史的双重印记：一面是信念的火种，一面是牺牲的丰碑。他们或许未留名青史，却以最朴实的行动诠释了对革命的赤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无数平凡英雄拼搏奋斗，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陈应榑先烈的故事，正是这洪流中一朵永不褪色的浪花。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赵安平 浙江义乌人，书法研究生，上海市形势政策教育研究会会员，上海革命故事讲述团成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